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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理論建構的人本論取向:德性倫理學的啟示
2019-10-12 15:31:19    


“核心素養”是目前世界各國推進基礎教育改革的關鍵詞之一。盡管不同國際組織和國家對這一概念的表述各異,對其發展目標的定位卻大體相同,皆指向21世紀知識時代對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挑戰。概言之,核心素養一方面旨在輔助個人獲得優質生活,促進其終身發展與自我實現,另一方面旨在維持功能健全的社會,實現經濟增長、政治民主、文化包容與繁榮、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社會共同理想。核心素養術語因而包含兩重價值:一是關于個體發展與自我完善的內在價值;二是通過個人獲得核心素養而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外在價值。在核心素養界定和選擇的過程中,由于研究者在不同價值上的側重,形成了核心素養理論建構的兩種取向,即功能論取向與人本論取向。其中,功能論取向側重外在價值,注重以外部需求作為核心素養研究的出發點,人本論取向則側重內在價值,將核心素養的理論要素立足于內在人格特征或心理結構。



一、當前核心素養研究的功能論趨向及其弊端


從研究現狀來看,當前國際范圍內的核心素養研究以功能論取向為主流,這一趨向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核心素養研究具有明顯的外因驅動特征。有關素養教育的探討主要建立在知識經濟職業變遷以及數字化生活方式基礎上,信息通信技術在各類素養改革項目中占據重要位置。第二,素養的界定和選擇偏重對外部需求的分析。在西方語境中,素養(competence)一詞指個體或群體成功地滿足復雜需求所具有的必要條件,而素養的心理學結構來源于需求本身的邏輯和心理學結構。在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率先開展的“素養的界定和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DeSeCo)項目中,研究者就采用了需求導向的方法(demand-led approach),以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會所需的心理社會條件為研究的起點。美國21世紀技能框架則是由跨國企業、營利性教育公司與非營利組織等合作建構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職業場域尤其是高科技商業集團對人才培養的訴求。第三,在發展目標上,核心素養與“經濟生產力”“競爭力”與“就業力”的提升緊密相關。無論在歐盟國家、美國還是東亞各地,基于核心素養的研究都根植于社會改革的總體愿景,以期在技術變革和全球化態勢下維持和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對未來職業角色的適應和勝任是發展核心素養的重要目標。例如,深度學習所倡導的可遷移性專長、美國學者弗蘭克·列維(Frank Levy)和理查德·穆爾南(Richard Murnane)提出的專家型思維和復雜交流、日本在學力模型基礎上提出的“21世紀型能力”等,都建立在新時代勞動結構變遷的基礎上,凸顯了核心素養的經濟社會功能。

功能論取向充分反映了教育改革對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回應,體現了核心素養作為一種教育變革話語的時代性特征和實用性價值,但這種研究思路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功能論取向注重教育的社會經濟功能勝于教育的個體發展功能,易使教育目標的制訂流于片面的社會本位論,從而導致個人主體性的喪失。其次,現有研究強調未來成人生活的挑戰,這種以“未來”為標簽的研究卻往往暗示著一種由經濟規則或意識形態所引導的教育發展模式。如今,形形色色的素養框架包含著各類職業和社會角色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卻缺乏以人的發展為目的對這些角色進行統合的基礎。再次,核心素養所立足的時代性話語本身并不能作為其成立的依據。一方面,盡管知識經濟、智能化社會等時代趨勢已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共識,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全球化的趨同以及功能論取向自身的特征。另一方面,對“時代性”的片面強調也易造成對傳統的忽視,不利于核心素養與教育現實的銜接及其人文價值的實現。綜上,功能論取向的研究不足以為核心素養的建構提供全面的學理依據。



二、以德性倫理學為基礎探索核心素養研究的人本論取向


核心素養作為一個理想的教育結果的概念,需以人為出發點和立足點,而不僅僅作為實現外部目標的手段。從人的內在向度入手尋找核心素養的學理依據,應成為素養研究的基礎性任務。在我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框架中,除了國際普遍重視的“關鍵能力”之外,還增加了“必備品格”維度,吸收了傳統素養觀所蘊含的文化道德屬性。同樣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新加坡的“21世紀素養”以“理想的教育結果”為導向,將核心價值觀置于素養框架的中心位置。另外,有西方學者分析了“competence”概念的理論缺陷,主張以歐洲傳統教育思想中更能體現人類自主性的“教養”(bildung)一詞來取代“素養”(competence)。這些都顯示了核心素養研究向人本論取向拓展的努力。接下來,本文將以德性倫理學為基礎就核心素養相關理論問題展開討論,為發展核心素養研究的人本論取向作出嘗試。

(一)德性倫理學作為核心素養理論基礎的合理性


首先,德性的觀點是核心素養的理論前身和來源之一。從思想源流上看,人性論的視角探討素養主要是圍繞“德性”進行的。古希臘哲學中,“德性”一詞有特長、功能之義,是使人成為善,并使其出色運用自身功能的一種品質。在我國儒家倫理中,德性意指人之本性即“性善”。鄭玄注云:“德性,謂性至誠者也?!蓖蹶柮鲃t以德性為“良知”,倡導在道德實踐中彰顯內在良知本體。東西方文化體系中的“德性”都與人的行動的最高目的“至善”相關,同時指向教育根本目的——追求理想的人格。差異在于,儒家的“德性”以性善論為前提,偏向人之“天性”,而現代語境中的素養指后天習得的能力和品質,更接近西方哲學中的“德性”。我國學界通常將德性的觀點歸為核心素養的傳統理論,是在農業經濟形態主導的古代社會背景下關于“教育應培養什么樣的人”的答案。但事實上,德性概念在當代德性倫理學中得以復興,并直接參與了西方核心素養的理論建構。在OECD核心素養項目(DeSeCo)中,法國哲學家莫尼克·坎托-斯佩伯(Monique Canto-Sperber)和吉恩-皮埃爾·杜普伊(Jean-Pierre Dupuy)就倡導將德性倫理學作為核心素養的哲學基礎之一,將德性解讀為“能夠在特定情境下以適當方式行動、判斷和感受的心理傾向和素養”??梢姮F代話語體系中的核心素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德性理論為依據而確立的。

其次,核心素養與德性在概念上具有內在一致性。作為教育范疇的核心素養,聯結了有關理想生活的倫理價值與現實能力,將二者融合于人的內在品質,它所關涉的人之應然性問題與德性倫理學的研究范疇有著密切關聯。一般認為,德性倫理學正式開端于亞里士多德,“幸?!保╡udaimonia)、“德性”(arete)和“實踐智慧”(phronesis)構成了亞氏倫理學的基本概念。[8]對于一切具有功能或活動能力的事物來說,“善”或“好”等應然性就存在于功能之中。如果一個事物具有某種功能,它的目的即“幸?!被颉案l怼本驮谟谕隄M地履行了它的功能。所以,好的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德性既含有“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價值向度,也凝結著“如何實現好的生活”的能力與智慧,與核心素養的意義所指具有內在一致性。

在現代德性倫理學奠基人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的定義中,德性的本質包含三個要點。其一,德性是一種獲得性的人類品質,對它的擁有與踐行使我們能夠獲得內在于實踐的利益。其二,德性的意義在于維系自我同一性與個人生活的整體性,使我們克服所遭遇的傷害、危險、誘惑和迷亂,并為我們提供更多的自我認識和善的知識。其三,德性是維系傳統的核心要素,整個社會就是靠德性傳統維系的人類生活整體。簡言之,德性存在于實踐、生活整體性與傳統的關系中,對人的現實存在方式、完整人格的塑造以及人作為社會歷史的存在所結成的共同體均有重要的發展價值,德性概念也為核心素養同時作為“個人品質”和“社會品質”的內涵和功能提供了合理性基礎。

(二)德性倫理學引入核心素養研究的理論優勢


一方面,德性倫理學的立場有助于核心素養研究的人本復歸。核心素養的建構離不開有關人性品質的討論。從研究傳統來看,盡管核心素養作為正式概念提出較晚,但從人的內在規定性出發探討教育目的研究由來已久。從改革現實來看,核心素養與落實我國“立德樹人”的教育根本任務相關聯,要求將人的發展作為研制核心素養的邏輯起點。引入德性倫理學將有助于糾正功能論取向所隱含的工具主義缺陷,將研究重點從學習的外部特征轉向對學習主體的關切。根據羅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的概括,德性倫理學是一種“以行為主體為中心”(agent-centred)而非“以行為為中心”(act-centred)的倫理學,它關心的是人“在”(being)的狀態,而非“行”(doing)的規范,強調“我應該成為何種人”,而非“我應該做什么”。德性倫理學關注作為主體的人所具有的獨立、穩定的特性,將人的內在品質視為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主體前提,具有人本主義價值內核。德性的觀點也提供了一種“完整的人”從潛能向現實生成的途徑,其價值追求與教育學作為“成人之學”的研究旨趣相契,即教育過程不應終止于某種知識、技能、價值觀念等的獲得,它要進一步在向完整的人的生成復歸的過程中把這所有的方面平衡協調地整合起來。

另一方面,德性概念有助于提供核心素養建構的普遍性基礎。核心素養被普遍界定為一種共通能力,具有適用于不同社會情境的“跨領域性”。共通能力的概念蘊含了一種普遍性假設,即存在著某種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在機制,這種普遍性基礎可以從德性倫理學的角度得到論證。麥金太爾在《依賴性的動物——人為什么需要美德》一書中,試圖通過演繹結構為人類德性尋找共同支撐點,以解決不同文化傳統中德性的相容性問題。他將德性立足于人的生物性存在狀態,即人的脆弱性和依賴性。人在大多數生命時間里需要結成相互依賴的共處關系,所以“為了興旺發達,我們既需要那些具有獨立的和可計算的實踐理性功能的德性,也需要那些能使我們接受依賴他人的本性和范圍內的德性”。對于人類共同體而言,德性是“好的生活”關系得以維系的普遍力量。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 Slote)則從心理因素出發尋找德性的基礎,他發展了休謨的基于“同情”(sympathy)的普遍道德觀念,認為德性的心理基礎是一種“移情”(empathy)狀態,是指一個行為者把自己放在別人的處境上,把別人的感受轉移到自己身上來,形成一種感同身受的情形。麥金太爾和斯洛特對德性普遍形式的論證為我們從理論上把握素養的共同根基提供了哲學基礎,人類共同生活的倫理性關系和共同具有的移情心理是核心素養建構的普遍性依據。



三、德性倫理學視域中核心素養的內涵解析


(一)核心素養應根植于人類共同生活的實踐之中


在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中,實踐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善的實現活動,本身就包含著德性的要求。麥金太爾繼承了亞氏關于德性內在于實踐的思想,在此基礎上拓展了實踐的內涵,將其定義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性、協作性的人類活動形式。通過實踐,人們力圖達到某種卓越標準,在此過程中內在于這種活動的利益得以實現,最終人們實現卓越的能力以及對于目的和利益的觀念都得到擴展。實踐的“內在利益”是指在追求實踐本身的卓越中獲得的利益,只能由本人所取得的經驗來識別和承認,從而區別于由實踐所得的權勢、地位或金錢等外在利益。由此,德性倫理學揭示了德性與實踐的內在統一關系,即德性是維持人類實踐以及共同生活的需要。

本質上,德性是由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的社會性、協作性關系所規定的,實踐作為人的現實存在方式內在地含有德性之維。從德性的角度來理解核心素養,就要將核心素養根植于人類本質的存在方式——共同生活的實踐中。核心素養就是要求人按照人所應是的那樣去生活,以實現人之本性的卓越為目的。好的生活必須通過追求實踐的“內在利益”,即實踐本身的卓越而非外在的功利來達成。作為人類卓越品質的核心素養,就體現在個人對其現實生命活動自身意義的追求中,也只能通過參與具體實踐活動的經驗來評價。

德性的實踐性質決定了其獲得途徑是具體現實的生命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評判標準是主觀的。事實上,每一種實踐都是由其自身的卓越標準和相應的規則所界定的,這些標準和規則具有共通性。核心素養的建構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實踐的內在規定性,涉及社會生活中一些普遍性價值規范。如坎托-斯佩伯和杜普伊所說,好的生活不只是依據個人主觀心智的滿意程度,也要在主觀滿意程度和確保這種滿意具有正當性的客觀狀態之間達到一種平衡。

(二)核心素養應指向個人生活的整體性和終身發展


德性的概念必須被置于整體的生活背景中來認識。麥金太爾說:“個人生活中一種德性的統一性,只有作為一種能被看作和評價為一個整體的生活的特征才是可理解的?!迸c這種德性觀念相伴隨的是同一性的自我概念,又稱“敘事的自我”。一方面,“我要成為歷經某個從生到死的敘事的主體,使自我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和經驗始終成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不僅自己能夠解釋,還能夠要求別人給出解釋,因為任何一個生活的敘事都是相互連結的敘事系列的一部分?!庇纱?,自我同一性表現為生活的整體性,最終體現為一種敘事探尋的整體性。

現代社會分工的細化、職業變換的頻繁、信息與虛擬世界的沖擊給個人提供了更多實現自由的機會,卻也使自我被分解為一系列相互割裂的角色。個體往往能夠掌握特定領域的技能和規范,卻難以應對生活整體的復雜性。針對現代主體的碎片化危機,“建構自我同一性”就成為現代生活必備的核心素養。根據德性倫理學,具備德性的個體不僅能整合不同領域中自我角色的沖突,還能以穩定的內在品質應對復雜多變的情境,作出相應的協調和決策。德性的這種功能具體表現為一種“敘事的素養”,在本質上是通過講述、賦予意義、解讀個人故事等方式進行的意義探尋。要求個體將其意圖置于因果和時間秩序之中,將特殊事件置于歷史背景條件中,形成整體連貫的敘事,從而使行為獲得可理解性或可解釋性。敘事素養的獲得也是一個持續的終身學習過程,個體應根據自己在共同體中的角色和所處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敘事,將“敘事的自我”不斷展開和重構。

(三)核心素養的發展應注重移情能力的培養


德國心理學家弗蘭茨·韋納特(Franz Weinert)指出,素養的形成既包含認知和元認知能力等客觀性因素,也包含動機傾向和意志品質等主觀性因素。非認知因素在發展核心素養中的作用可以從德性倫理學中得到解釋。以斯洛特為代表的“基于行為者的倫理學派”認為,人的內在力量、普遍仁慈和關懷等卓越品質,都來源于主觀性的動機、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其中“內在力量”是對健康、強健、美好靈魂的描述,表現為一種內在的豐盈和自足的狀態,“仁慈”和“關懷”則出自關心、同情或將心比心等內在動機。這些獨立而根基性的德性建立在普遍性的移情心理機制之上。在斯洛特看來,作為非理性因素的移情反應和道德態度是先于理性判斷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按照直覺性的移情反應行事,并不是完全遵從于理性推斷或倫理規范。在更多時候,不良行為的產生并不是因為缺乏相關的規范或知識,而是缺少對環境的感知力和同理心。因此,恰當的動機、情感、態度等非認知性因素不僅是德性心理(素養)的資源,它們本身也構成了素養的重要向度。例如,將自身置于他人立場的“設身處地”的能力,就是發展合作性素養的關鍵因素。在制定核心素養清單時,同理心或移情能力的培養應獲得與“批判性思維”“創造力”等高階思維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核心素養的建構應承擔起傳統文化延續和生成的任務


德性與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人從來不是作為個體去尋求善或踐行德性,而必須作為共同體中的角色去發現自我。個體的身份是歷史身份與社會身份的統一,每個人的生活故事都穿插在他所屬的共同體的故事之中。如麥金太爾所言,“我之所是主要就是我所繼承的東西”,“無論我是否承認,我都是一個傳統的承載者之一”。傳統的意義在于為實踐和個體生活提供必要的歷史語境。在任何一個傳統中,對于“善”或“好”的追求都要經過許多代人的努力,這種歷史性延伸地、社會性地體現的論證,就構成了活生生的傳統,傳統能否得到維系和強化則取決于是否踐行了相關的德性。

德性根植于共同體的傳統中,并只能在特定的傳統中被理解,且通過對特定社會價值與范疇問題的不斷論證得到延續。這一認識對我們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核心素養的構建頗有啟示。首先,核心素養應顯示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每一種傳統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證明方式,通過特殊的語言文化來表達。核心素養需承載文化傳統中積淀下來的重要思想價值,并且要結合傳統的歷史性和特殊性來評價。其次,只有存在于論證和反思中的傳統才是活的傳統。傳統的延續歸根結底要通過每個人在生活實踐中對“善”的論證、對意義的追求和對美德的踐行來實現。面對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資源,我們不能將其視為固定不變的規范或靜態知識,而應對其中蘊含的關鍵性思想進行持續的論辯和反思,尋找它們在當代社會中新的生長點。此外,傳統也具有開放性特征,一種傳統總是處于與其他傳統的沖突和融合之中,這一特征在文化多元的現代社會表現得格外突出。那么,如何界定和詮釋傳統,正確把握傳統與革新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建構核心素養乃至把握社會文化發展方向的重要任務。于個體而言,對自身所屬的傳統和其他傳統的充分領會,在多重文化和規則中作出選擇和協調,也應成為現代人所具備的核心素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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